第二章刻苦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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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南国的广东深圳已经设立了国家特别开发区（简称特区），许多大学毕业生把那儿看成是开创事业、成就理想的热土。新的潮流和时尚不断地透过层层有形或无形的阻拦向内地渗入着。我们这些大学生们开始喜欢牛仔裤、t恤衫；香港、台湾的校园歌曲和流行歌曲也时时飘荡在我们校园的上空，邓丽君的歌、琼瑶的小说在大学校园里成了最新的文化时尚。我们听着“何日君再来”看着“几度夕阳红”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我所在的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和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院、集美航海专科学校、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江城医学院等六所高等院校同属于交通部。我们的校园坐落在古城金陵的市中心，南毗原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东去不远便是著名的紫金山，北去两站路便是美丽的玄武湖。
学校是国民党时期国家水利部的办公旧址，校园并不大，建筑物物又古老又陈旧，尤其是从学校大门进去正对着我们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典型的旧时机关格调，显得特别的幽静和落寞。学校没有运动场地，所以看起来就更不像学校而像旧式机关。在校学生不满千人，其规模在高校林立的金陵城显得特别的弱势，可就是这样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自1951年办学以来，为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毫不夸张。共和国有几任交通部长，是我们航专的校友，如钱永昌、黄正东等。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省、直辖市的交通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仅江苏省就有几任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如：徐华强、陆志经、杨weize等。其他奋斗在交通战线上的领导、专家、精英、骨干们就更加不计其数。所以我常常为母校而满怀感慨：
“母校的渺小在于校园的简陋和仅是三年制的大专设置；母校的伟大在于她为祖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交通人才。”
我深深的陶醉在母校的辉煌里，也为自己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划。
1、好好学习，每门功课力争考试优秀。
2、竞争班干部，当班长。
3、争取学生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将来更好的发展打下政治基础。（将来当不上部长、厅长，至少也要当个处长）
我是一个浑身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有了想法就开始行动。我认真的上好每一堂课，不管是考查科还是考试科我都同样重视，认真听课并做好课堂笔记，课后还要温习几遍，作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完成。虽然进了大学而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高中补习生活。
每次考试成绩公布下来我总是班级上的前几名，作为学生有了好的成绩，基本就成功了一半。我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友爱互助，关心每一位同学做他们的好朋友，时间不长我就被同学们选为班长，有了师生们的认可，接下来我的进步就顺利多了。
大二时我便顺利进了系学生会，这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房屋建筑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专业课。上课时有不少的同学觉得枯燥无味，而我却觉得非常有趣。
专业课我一学就会，一听就懂。学习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我甚至觉得专业课比基础课更有趣好学。因此相对于第一学年，我的课余时间多了不少，这样我有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以组织全系同学的集体活动，举办新年晚会（那时还不过圣诞节）、新生联谊会、大学生运动会、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文艺表演会等等。
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徐州的骆永光同学共同表演了一只小品引得师生们捧腹大笑，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我喜欢唐诗宋词已能熟练背下上百首古诗词。
大学时代我有无穷的欢乐，也有无尽的烦恼，因家在农村，父母靠种田为生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上中学，家中的经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生，在校时我从来没有表现出寒门学子的穷酸相，搞得同学们都不相信我是来自农村的，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每月19元的助学金，剩下的是我父母每月大约能寄给我的10元钱。每当月底家中的钱还没寄到手时，我囊中羞涩吃饭都会成问题时，便是我最烦恼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不过五十多元，我每月能有接近三十元的生活费，水平应该不算低了。然而我却常常不够用度，因为我要请同学们喝酒，和朋友们结伴游玩。我的豪爽和慷慨如同《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一样。
记得初中时我看过的《水浒传》，我向往好汉们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侠客豪情。所以基本上每个周末或假日我都会约上同乡的几个同学喝酒游玩。学生时代，我已把自己的酒量锤炼好了。没想到这酒量在日后的工作中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优异的学习成绩，用自已的付出赢得了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
1985年夏天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优秀学生干部赴黄山夏令营”活动。我第一次见到了名甲天下的黄山美景，我兴奋地陶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也是这年的冬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在不足千名学生的南京航专，我如同凤毛麟角一般，成了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校园名人。
我的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喜欢上一位女生，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女生喜欢过。虽然那个时代还不很开放，但在校园里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的男女同学已有了十几对。而我为什么终究没能谈上一场恋爱呢？客观的说不能怪女生们“不识君”。确实是因为我对我们工科学校少得可怜的几位女生没有关注过。在我心里我爱恋的对象早在中学时代就被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某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所占据了。冥冥之中我把这位佳人牢牢地隐藏在我的心灵深处，因为这是我少年的梦想，我一定要让梦想成真，这就是我少年时期就许下的“附院情结”。
哪个少年不钟情？在我充满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活里，我从骨子里都充满者青春的朝气。我爱学习、爱生活、爱朋友、爱未来。我只是更愿意厚积薄发、蓄势以待而已。我常常憧憬着自己的未来，那是一幅事业兴旺、爱情甜蜜、生活幸福而美好的愿景图。
转眼间我的三年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毕业离别时的情景。
1986年的夏天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省城金陵是那么的燥热。太阳烤焦了满街的梧桐树叶，蝉儿没命似地叫着。学生宿舍里同学们都在整理着出发的行装，准备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情景有点儿像“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的样子，走廊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有同学们丢弃的搪瓷杯子、旧鞋袜子、旧书本子，卫生间里几个同学正点火焚烧着旧书籍、信件还有情书。尽管辅导员老师再三强调要文明离校，可还是发生了有人在墙上写字漫骂老师、扎坏公物、打架等等向学校泄愤的恶劣事件。
我是学生干部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不能有效地阻止少数同学的野蛮行为，但我个人丝毫没有不文明的行为，因为我爱这所学校，我要从心底感谢学校他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发自内心地对学校充满感激之情。
分配名单下来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分配去向还算不错。因适逢国家改革开放，这次同学们绝大部分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如深圳蛇口工业区，交通部招商局，北京水运规划设计院，更多的分在交通部第一、二、三、四航务工程局，还有在交通部所属的港务局、高等院校基建处，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建处、江城医学院基建处、上海海运学院基建处等等。工作地点大多在沿海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中，我是学生干部，成绩优秀，分配应该不成问题。对此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也从没有向校方打听过。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刚走出校门，扭头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模样的男人，头戴着一顶新的大檐草帽，肩背着一只重实的蛇皮袋子，站立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东张西望地看着路过的学生。我一眼望去那人隐约就像是我的父亲。
父亲十九岁时生我，我今年二十三岁，父亲实际才四十二岁，从年龄上讲他一点儿也不老，可是生活的艰辛加上长期的曝晒使他显得又黑又瘦又苍老，看上去就像是五十开外的男人。
我看到像父亲模样的农民正在向一位路过的漂亮女生打听着什么，便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等那位漂亮女生走开之后，我才大步向“父亲”奔去，父亲同此时也看了到我，父亲惊诧地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
“妈妈让我给你带来大米和自家地里的黄瓜……”
父亲还想说什么，我拉着米袋子迅速地躲进了学校传达室里。
父亲一路风尘而来，背上背着五十来斤重的米袋子，袋子里还有家里鸭子生的二十几只大鸭蛋和自家地里长出的几条大黄瓜。
我把父亲带来的米袋子寄在传达室里，让父亲在传达室里等我。然后我转身去找系党总支书记许召浦老师。
在许老师的办公室里，他正趴着看报纸，我尽力压制着喘气的声音轻声地对许老师说道：
“许老师我家父亲从如东老家带来了家乡的大米，我放在传达室里送给您尝尝。”
许老师没有推却他含着笑点头接受了。
我把鸭蛋和黄瓜分给了同寝室的同学们。
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校园西侧的珍珠公园，在一张旧石凳上坐下，父子俩便拉起了家常：
“这次来学校时走得急，家中的老母猪快要下仔，已经成熟的五亩小麦刚刚割下，你妈一个人在家，我很不放心，所以明天一早就得往回赶啊！”
父亲急切地对我说道。
我了解父亲，他从来就舍不得闲着，我便担心地问他道：
“车票怎么办的？”
父亲轻松地说：
“下车时我就打好了，是明早8：25分开双甸的。”
我从心里感激父母，父亲他十几岁就到我家当上门女婿，在那个没有温饱的岁月里，他硬是把我们兄妹四人带大。尤其是我上了十几年的学没少让他们操心。
我想留父亲住几天，让他好好游览一下这六朝古都的风景名胜。正好我已经没有课了，考试也已结束，等分配结果出来后就可以离校了。可是想起老家的一摊子事，父亲却不敢多逗留。我心里知道在我离开南京后父亲是没有机会再来南京玩的。
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一脸凝重地和我说起分配的事情来，父亲说：
“家里现在有些困难，我和你妈妈都很希望你能回江城工作，离家近点能照顾家里为家庭分担困难啊！”
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发自肺腑。我本来是有自己的打算，想去北京交通部工作，大城市大机关更能成就我的人生。现在看来我不能为个人的前途置家中的需要于不顾。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公园石凳上一直聊到深夜，父亲的人生经历深深的感动了我。
父亲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有了我和大妹，在农村什么重活、苦活都干过，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决定放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家乡江城为家庭的脱贫、为三个弟妹的成长尽长子、长兄之责。
第二天我送父亲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按父亲说的时间是8：25上车，我们准时到了中央门汽车站的检票口，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父亲的车票后用南京牌的普通话对我们说道：
“这班车子早就已经开出去了！”
我拿过父亲的车票细细一看，原来这是7：30出发的班车，车次是第825次。是我乡下的老父亲看错了车票。父亲站在检票员旁愣了半天，一副无奈的样子，让我很是难过。后来我大着胆子与这位中年检票员交涉，他见我们父子俩满脸诚恳才勉强同意让我父亲乘上了9：30去邻县如皋的汽车。
送走了父亲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已近中午，我没顾得上去食堂吃饭，径直去了系总支许书记许老师的家。许书记对我一向很好，他也是苏北人，讲话的口音和我差不多，他黑黑瘦瘦高高的样子根本不像大学里的老师，很像我们临村的那位民兵营长吴政权。许老师过去一直主张我去北京工作，他说那样才有前途，机关大容易出成绩，工作后锻炼几年，再回到江城就是一名局长。可是如果你要在江城干到局长的份儿上，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我不太理解许书记的话，我只是反复向许书记讲明家中的实际困难，并再三要恳求让我回江城工作，最后许书记对我十分惋惜地说道：
“铁军啊！等你回到江城后你就会知道，也许以后你更会后悔的。”
由于我的坚持，许书记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当时在江城的交通部直属单位的分配名额已排满，使我不能回到与学校专业对口的部属系统工作了。
后来我被分配到江苏省电力工业局（南京市北京西路20号），到省局报到后，又二次分配去了江城供电局。就这样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了。
看到其他同学都有了好的去处，而我最终却因为家庭的原因去了一个与学校专业不对口的陌生系统，使我对自已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
1986年7月6日，似火的骄阳照射着石头城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离情别意，我没有爱别人也没被别人爱过，所以面对离别却很轻松和平静。
我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与同学们相互写了毕业赠言，我和二班的支部书记（一位上海男孩儿）毛小军共同设计制作了一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册》人手一册，在我的纪念册里记满了各位同学为我写的临别赠言。
一位来自杭州西子湖畔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女孩儿徐萍给我的赠言写道：
航校三载锋芒露，
君之才华令人慕。
今后天涯各自去，
愿君早成栋梁树。
这段赠言可以证明这三年中，虽然没有品尝到实实在在的爱情滋味，但隐隐之中依稀还是有女生对我怀有好感的。
如果这段赠言还不能证明什么，那么在我离开学校时，那位来自东北大连的女孩儿，她深夜（凌晨1点）送我去中山码头乘船回江城，女孩儿默默地替我拎行李，静静地等侯我上船，悠悠地目送我所乘的东方红5号客轮徐徐地消失在长江中的晨雾里。
几年后，她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回去的路上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从中山码头徒步跑到长江后街的学生宿舍，高跟鞋的后跟都跑掉了一只，脚底磨起了一大片的血泡……”
她送我是因为她喜欢我，我的性格既直且急，极像北方她的爸爸。
我的学生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一切快乐和烦恼、一切成功和失败都像我回乡时，承载着东方红5号客轮的滚滚江水一样，向东一去不复返了。
我所在的南京航务工程专科学校和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海运学院、集美航海专科学校、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江城医学院等六所高等院校同属于交通部。我们的校园坐落在古城金陵的市中心，南毗原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东去不远便是著名的紫金山，北去两站路便是美丽的玄武湖。
学校是国民党时期国家水利部的办公旧址，校园并不大，建筑物物又古老又陈旧，尤其是从学校大门进去正对着我们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典型的旧时机关格调，显得特别的幽静和落寞。学校没有运动场地，所以看起来就更不像学校而像旧式机关。在校学生不满千人，其规模在高校林立的金陵城显得特别的弱势，可就是这样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自1951年办学以来，为新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毫不夸张。共和国有几任交通部长，是我们航专的校友，如钱永昌、黄正东等。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省、直辖市的交通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仅江苏省就有几任厅长、副厅长是航专的校友。如：徐华强、陆志经、杨weize等。其他奋斗在交通战线上的领导、专家、精英、骨干们就更加不计其数。所以我常常为母校而满怀感慨：
“母校的渺小在于校园的简陋和仅是三年制的大专设置；母校的伟大在于她为祖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交通人才。”
我深深的陶醉在母校的辉煌里，也为自己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划。
1、好好学习，每门功课力争考试优秀。
2、竞争班干部，当班长。
3、争取学生时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将来更好的发展打下政治基础。（将来当不上部长、厅长，至少也要当个处长）
我是一个浑身充满激情的热血青年，有了想法就开始行动。我认真的上好每一堂课，不管是考查科还是考试科我都同样重视，认真听课并做好课堂笔记，课后还要温习几遍，作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独立完成。虽然进了大学而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高中补习生活。
每次考试成绩公布下来我总是班级上的前几名，作为学生有了好的成绩，基本就成功了一半。我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友爱互助，关心每一位同学做他们的好朋友，时间不长我就被同学们选为班长，有了师生们的认可，接下来我的进步就顺利多了。
大二时我便顺利进了系学生会，这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房屋建筑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专业课。上课时有不少的同学觉得枯燥无味，而我却觉得非常有趣。
专业课我一学就会，一听就懂。学习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我甚至觉得专业课比基础课更有趣好学。因此相对于第一学年，我的课余时间多了不少，这样我有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可以组织全系同学的集体活动，举办新年晚会（那时还不过圣诞节）、新生联谊会、大学生运动会、歌舞晚会、诗歌朗诵会、文艺表演会等等。
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徐州的骆永光同学共同表演了一只小品引得师生们捧腹大笑，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我喜欢唐诗宋词已能熟练背下上百首古诗词。
大学时代我有无穷的欢乐，也有无尽的烦恼，因家在农村，父母靠种田为生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上中学，家中的经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生，在校时我从来没有表现出寒门学子的穷酸相，搞得同学们都不相信我是来自农村的，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每月19元的助学金，剩下的是我父母每月大约能寄给我的10元钱。每当月底家中的钱还没寄到手时，我囊中羞涩吃饭都会成问题时，便是我最烦恼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不过五十多元，我每月能有接近三十元的生活费，水平应该不算低了。然而我却常常不够用度，因为我要请同学们喝酒，和朋友们结伴游玩。我的豪爽和慷慨如同《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一样。
记得初中时我看过的《水浒传》，我向往好汉们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侠客豪情。所以基本上每个周末或假日我都会约上同乡的几个同学喝酒游玩。学生时代，我已把自己的酒量锤炼好了。没想到这酒量在日后的工作中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优异的学习成绩，用自已的付出赢得了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
1985年夏天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优秀学生干部赴黄山夏令营”活动。我第一次见到了名甲天下的黄山美景，我兴奋地陶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也是这年的冬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在不足千名学生的南京航专，我如同凤毛麟角一般，成了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校园名人。
我的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喜欢上一位女生，也没有被任何一个女生喜欢过。虽然那个时代还不很开放，但在校园里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的男女同学已有了十几对。而我为什么终究没能谈上一场恋爱呢？客观的说不能怪女生们“不识君”。确实是因为我对我们工科学校少得可怜的几位女生没有关注过。在我心里我爱恋的对象早在中学时代就被江城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某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所占据了。冥冥之中我把这位佳人牢牢地隐藏在我的心灵深处，因为这是我少年的梦想，我一定要让梦想成真，这就是我少年时期就许下的“附院情结”。
哪个少年不钟情？在我充满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活里，我从骨子里都充满者青春的朝气。我爱学习、爱生活、爱朋友、爱未来。我只是更愿意厚积薄发、蓄势以待而已。我常常憧憬着自己的未来，那是一幅事业兴旺、爱情甜蜜、生活幸福而美好的愿景图。
转眼间我的三年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毕业离别时的情景。
1986年的夏天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夏天，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省城金陵是那么的燥热。太阳烤焦了满街的梧桐树叶，蝉儿没命似地叫着。学生宿舍里同学们都在整理着出发的行装，准备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那情景有点儿像“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的样子，走廊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有同学们丢弃的搪瓷杯子、旧鞋袜子、旧书本子，卫生间里几个同学正点火焚烧着旧书籍、信件还有情书。尽管辅导员老师再三强调要文明离校，可还是发生了有人在墙上写字漫骂老师、扎坏公物、打架等等向学校泄愤的恶劣事件。
我是学生干部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不能有效地阻止少数同学的野蛮行为，但我个人丝毫没有不文明的行为，因为我爱这所学校，我要从心底感谢学校他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发自内心地对学校充满感激之情。
分配名单下来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分配去向还算不错。因适逢国家改革开放，这次同学们绝大部分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如深圳蛇口工业区，交通部招商局，北京水运规划设计院，更多的分在交通部第一、二、三、四航务工程局，还有在交通部所属的港务局、高等院校基建处，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建处、江城医学院基建处、上海海运学院基建处等等。工作地点大多在沿海开放的十四个城市之中，我是学生干部，成绩优秀，分配应该不成问题。对此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也从没有向校方打听过。
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刚走出校门，扭头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模样的男人，头戴着一顶新的大檐草帽，肩背着一只重实的蛇皮袋子，站立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东张西望地看着路过的学生。我一眼望去那人隐约就像是我的父亲。
父亲十九岁时生我，我今年二十三岁，父亲实际才四十二岁，从年龄上讲他一点儿也不老，可是生活的艰辛加上长期的曝晒使他显得又黑又瘦又苍老，看上去就像是五十开外的男人。
我看到像父亲模样的农民正在向一位路过的漂亮女生打听着什么，便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等那位漂亮女生走开之后，我才大步向“父亲”奔去，父亲同此时也看了到我，父亲惊诧地看着我微笑着对我说：
“妈妈让我给你带来大米和自家地里的黄瓜……”
父亲还想说什么，我拉着米袋子迅速地躲进了学校传达室里。
父亲一路风尘而来，背上背着五十来斤重的米袋子，袋子里还有家里鸭子生的二十几只大鸭蛋和自家地里长出的几条大黄瓜。
我把父亲带来的米袋子寄在传达室里，让父亲在传达室里等我。然后我转身去找系党总支书记许召浦老师。
在许老师的办公室里，他正趴着看报纸，我尽力压制着喘气的声音轻声地对许老师说道：
“许老师我家父亲从如东老家带来了家乡的大米，我放在传达室里送给您尝尝。”
许老师没有推却他含着笑点头接受了。
我把鸭蛋和黄瓜分给了同寝室的同学们。
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校园西侧的珍珠公园，在一张旧石凳上坐下，父子俩便拉起了家常：
“这次来学校时走得急，家中的老母猪快要下仔，已经成熟的五亩小麦刚刚割下，你妈一个人在家，我很不放心，所以明天一早就得往回赶啊！”
父亲急切地对我说道。
我了解父亲，他从来就舍不得闲着，我便担心地问他道：
“车票怎么办的？”
父亲轻松地说：
“下车时我就打好了，是明早8：25分开双甸的。”
我从心里感激父母，父亲他十几岁就到我家当上门女婿，在那个没有温饱的岁月里，他硬是把我们兄妹四人带大。尤其是我上了十几年的学没少让他们操心。
我想留父亲住几天，让他好好游览一下这六朝古都的风景名胜。正好我已经没有课了，考试也已结束，等分配结果出来后就可以离校了。可是想起老家的一摊子事，父亲却不敢多逗留。我心里知道在我离开南京后父亲是没有机会再来南京玩的。
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事情，一脸凝重地和我说起分配的事情来，父亲说：
“家里现在有些困难，我和你妈妈都很希望你能回江城工作，离家近点能照顾家里为家庭分担困难啊！”
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发自肺腑。我本来是有自己的打算，想去北京交通部工作，大城市大机关更能成就我的人生。现在看来我不能为个人的前途置家中的需要于不顾。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公园石凳上一直聊到深夜，父亲的人生经历深深的感动了我。
父亲在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已有了我和大妹，在农村什么重活、苦活都干过，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决定放弃去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家乡江城为家庭的脱贫、为三个弟妹的成长尽长子、长兄之责。
第二天我送父亲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按父亲说的时间是8：25上车，我们准时到了中央门汽车站的检票口，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父亲的车票后用南京牌的普通话对我们说道：
“这班车子早就已经开出去了！”
我拿过父亲的车票细细一看，原来这是7：30出发的班车，车次是第825次。是我乡下的老父亲看错了车票。父亲站在检票员旁愣了半天，一副无奈的样子，让我很是难过。后来我大着胆子与这位中年检票员交涉，他见我们父子俩满脸诚恳才勉强同意让我父亲乘上了9：30去邻县如皋的汽车。
送走了父亲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回到学校已近中午，我没顾得上去食堂吃饭，径直去了系总支许书记许老师的家。许书记对我一向很好，他也是苏北人，讲话的口音和我差不多，他黑黑瘦瘦高高的样子根本不像大学里的老师，很像我们临村的那位民兵营长吴政权。许老师过去一直主张我去北京工作，他说那样才有前途，机关大容易出成绩，工作后锻炼几年，再回到江城就是一名局长。可是如果你要在江城干到局长的份儿上，那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我不太理解许书记的话，我只是反复向许书记讲明家中的实际困难，并再三要恳求让我回江城工作，最后许书记对我十分惋惜地说道：
“铁军啊！等你回到江城后你就会知道，也许以后你更会后悔的。”
由于我的坚持，许书记答应了我的要求，只是当时在江城的交通部直属单位的分配名额已排满，使我不能回到与学校专业对口的部属系统工作了。
后来我被分配到江苏省电力工业局（南京市北京西路20号），到省局报到后，又二次分配去了江城供电局。就这样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终于尘埃落定了。
看到其他同学都有了好的去处，而我最终却因为家庭的原因去了一个与学校专业不对口的陌生系统，使我对自已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
1986年7月6日，似火的骄阳照射着石头城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离情别意，我没有爱别人也没被别人爱过，所以面对离别却很轻松和平静。
我花了三四天的时间与同学们相互写了毕业赠言，我和二班的支部书记（一位上海男孩儿）毛小军共同设计制作了一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册》人手一册，在我的纪念册里记满了各位同学为我写的临别赠言。
一位来自杭州西子湖畔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女孩儿徐萍给我的赠言写道：
航校三载锋芒露，
君之才华令人慕。
今后天涯各自去，
愿君早成栋梁树。
这段赠言可以证明这三年中，虽然没有品尝到实实在在的爱情滋味，但隐隐之中依稀还是有女生对我怀有好感的。
如果这段赠言还不能证明什么，那么在我离开学校时，那位来自东北大连的女孩儿，她深夜（凌晨1点）送我去中山码头乘船回江城，女孩儿默默地替我拎行李，静静地等侯我上船，悠悠地目送我所乘的东方红5号客轮徐徐地消失在长江中的晨雾里。
几年后，她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
“回去的路上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从中山码头徒步跑到长江后街的学生宿舍，高跟鞋的后跟都跑掉了一只，脚底磨起了一大片的血泡……”
她送我是因为她喜欢我，我的性格既直且急，极像北方她的爸爸。
我的学生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一切快乐和烦恼、一切成功和失败都像我回乡时，承载着东方红5号客轮的滚滚江水一样，向东一去不复返了。